今天，是乔榛与唐国妹的金婚纪念日。爱，若要不败，情，定当深种。“中国好声音”的金婚，是老式的“父母爱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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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名时七圈小肥猪的成全
当真是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国妹22岁，乔榛27岁，她刚入上影乐团，他还在上影厂，两人同去一处开会。他的自行车蹭脏了她新做的毛料裤子。一个使劲道歉，一个连连摆手，两人，算是认识了。并非电光火石，乔榛只觉得，“这个小姑娘脾气老好的。”两人有共同的朋友，加入各自的小分队后，也不时在各个场合打照面。对于乔榛这个大哥哥，国妹是有些不服气的，“他们排的节目，我们都能演，但我们一上乐器，他们都不行了”。
那个年代，有时是需要“开坏”别人来保全自己的。唐国妹不愿意做这样的事，自己倒吃了苦头。她陷入了“人人喊打”的境地。乔榛去乐团看望朋友，遇见心情郁结的唐国妹。他没有躲开，而是主动开导，谈人生，聊未来。“这种时候，有人能和我这样说说知心话，我觉得这个男同志真是不错。”这个不错的男同志，其实与唐国妹“志同道合”。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杨在葆，突然成了问题人物。作为好友，乔榛深知其为人，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说他一句坏话。
后来，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广，两个年轻人的心，彼此靠近。国妹住在浦东，从黄浦江摆渡过去，走到家才步。可是，这上船的最后几十米，却怎么也迈不开步。常常，吹着江风，坐在码头的棉花包上，汽笛低沉引吭，两人不知倦，不觉厌，忽见，东方已鱼肚发白。“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有说不完的话，后来想想，这大概就是情投意合，大家的思想高度契合。”国妹家教谨严，从不肯占便宜。每每在外吃饭，请客也总是有来有往。乔榛的工资高些，请国妹吃小笼馒头。“我的工资少些，就请大哥吃小馄饨。”毛脚女婿上门了，除了水果和自家包的大肉粽，乔榛还带了一件工艺品。国妹的父亲早逝，他将这只镶着鲜花的陶瓷田螺摆件，放在遗像前，恭恭敬敬地三鞠躬。乔榛走后，母亲拉着国妹进厢房，她为女儿感到高兴，“囡啊，你眼光真好，哪里找来这么好的男人啊。若是能嫁过去，一定要好好对他”。
说起来，除了两人心意相通，双方家庭各自欢喜，乔榛与国妹的姻缘还要靠七圈小肥猪的成全。乔榛对女孩心有所属，并动了百年好合的念头后，找到了老大哥杨在葆。“我对他说，大哥，你去帮我把把关。”当时，唐国妹正在干校劳动。她与另一个女同事，每人养了七圈猪仔。杨在葆去了一趟，回来拍了拍乔榛的肩膀，“乔儿，就她了，过日子的好姑娘”。乔榛回忆：“杨大哥说，国妹和同事一起养猪，但猪的情况明显不同。国妹养的猪又肥又壮，还很活泼，猪圈也打扫得清清爽爽。其他人养的猪则无精打采，邋里邋遢。这姑娘，好！”姑娘，果真是好。乔榛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，曾参加筹建吴泾化工厂和高桥化工厂，他因公受伤，一度陷入半昏迷状态。未过门的媳妇，医院照料未来公公。脏活累活，毫无怨言。乔榛看在眼里，感动非常，“我爱她，因为她的朴实，因为她的透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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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光时几袋求爱信的考验
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乔榛和国妹在恋爱2年后结婚了。那天，国妹下午还有演出，结束后她背着乐器蹬着自行车来到婚礼现场——德大西菜社并起四条长桌。穿着“两用衫”的两个年轻人，就此永结同心。
后来的事情，有些年纪的人都知道。乔榛被选中参加译制片的配音工作。“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配音，只是觉得和自己所学的比较接近，我已经开心得不得了。”他研究人物性格，揣摩情绪语调。一个个经典人物，都被他“配”活了。“我彻底着迷了，我就是他们，他们就是我。”他的声音总是与一些英俊正直的角色结合在一起，但不拘泥于固定类型，甚至驾驭喜剧人物也游刃有余。《魂断蓝桥》《叶塞尼娅》《斯巴达克斯》《寅次郎故事》《廊桥遗梦》……乔榛和他的声音，通过一部部电影为国人推开了一扇不一样的窗户。
乔榛红了。
红到什么程度？从上影厂调入译制片厂，40出头，乔榛便成了厂长。姑娘们的求爱信，一袋又一袋。有影迷直接到厂里找乔榛，毛遂自荐说自己也有配音天赋。乔榛应答：“即使真有天赋，也需要正规的考核和必要的流程。”姑娘无奈，提出了最后的请求：“乔老师，能给我一个拥抱吗？”乔榛不解风情，姑娘出门便是嚎啕大哭。对此，乔夫人如何作想？唐国妹云淡风轻：“说实话，如果我吃醋的话，我们就维持不到今天。在婚姻生活中，信赖与理解同样重要。”唐国妹也在进步，她成了上影乐团的中阮首席。
大家都觉得，这一对，男强女弱。其实，不然。唐国妹是个着实有趣的女子。守护婚姻，保卫爱情，她用大白话总结：“夫妻之间一定要沟通，如果今天我不开心，就会说出来，当天一定要解决掉。”她不好酒，却颇有酒量。有一回，唐国妹要做个小手术。躺在手术台上，麻醉师问她酒量如何。“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，我总归要客气一下，连忙说不好不好。”谁晓得医生常规剂量下去，病人这边一点反应也没有，“医生说，你搞来，这么客气干吗。结果添了好些剂量，我才昏睡了过去……”此遭拜访，乔榛夫妇已经搬入了养老社区。餐桌上摆着一瓶剩下一半的红酒，乔榛努努嘴，“她喝的呀，晚上看报纸喝一杯”。
共“富贵”，难。不是没有流言，不是没有摇摆，但结局是安然，凭的是一个男人的担当与一个女人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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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难时八回鬼门关的徘徊
在外，乔榛是声音雕刻大师，是替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艺术家。在家，乔榛是顶梁柱。顶梁柱，倒了。其实，比起夫妇俩琴瑟和鸣的故事，人们更多了解的，是乔榛的九死一生。
45岁，乔榛确诊患上泌尿系统的癌症。“我一下子懵了，但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在大哥面前千万不能流露负面情绪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没在大哥面前掉过一滴眼泪。”手术后，相熟的医生冲着国妹伸出五根手指：“五年。”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，“我以为医生的意思是大哥还有五年的时间，他还那么年轻”。眼泪，只能偷偷地流。回到家，国妹蒙着被子好好哭了一场，后来却发现医生的意思是指五年为一道关口。从此，她放下心爱的乐器，全心全意地照顾丈夫。但，这只是劫难的开始。13年后，相同的部位癌症复发。年，大面积骨转移。年先后心梗、脑梗，年结肠癌，年小肠转移……乔榛徘徊在鬼门关口，一次又一次。“是国妹把我拉了回来，没有她，就没有我的命。”乔榛凝视着身边的妻子，抬手想抚触她的头发，到底却又垂了下来，“可是你看看她，为了我操劳了半辈子，这一头白发……”声音是哽咽。老妻打断，“你说什么呀大哥，年纪大了，头发总归是要白的呀”。
唐国妹不喜欢抱怨。她不会告诉你中风后，乔榛去杭州康复疗养，每天训练都要湿透五六身衣服。因为不放心护工，她把所有的照料工作都揽上了身。不仅每件衣服都洗干净，还要熨得平平整整，连手绢都是挺括的；她也不会告诉你，这么多年她没有一晚在十二点前睡觉，为乔榛的身体操劳，为乔榛的工作准备；她更不会告诉你，医生一度勒令她静养，只因为她太过劳累，身体状况亮起了红灯。她甚至不认同“顶梁柱倒了”这个说法，“大哥在，这个家就在，我的心就踏实。顶梁柱，一直都在”。面对人们的感佩，唐国妹不以为意：“我是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女性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更何况，他也值得我这么做。”直到现在，乔榛有演出，妻子总是相随，为他的麦克风调音，为他收拾仪表，“我要让我的丈夫体体面面”。
乔榛含蓄，面对外人，他的感激，他的欣赏，都只是克制地表达。“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，刚坐下来没多久，就有人特地跑到国妹跟前说：‘你年轻时候肯定老漂亮的，到现在气质都那么好。’”无论多大年纪，伴侣得到的恭维，都会是彼此小小的骄傲。
（网络图片）
几年前，在央视《朗读者》舞台上，乔榛夫妇一同朗诵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《我愿意是激流》——我愿意是激流，是山里的小河，在崎岖的路上、岩石上经过，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，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……这分明是他们的爱情诗歌。50年，他是她的夫，她是他的妻，有艳阳就会有风雨，有浪漫就会有愁苦，这是生活的真相，这也是家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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